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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出生在四川省康定县（现在叫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），但我既不是四川人，也不是藏族人，生父和母亲都是江浙人，早年在四川等省份工作。后来听姆妈（江浙老家称呼妈妈）说，生父姓章，生前系某某局的总工程师，好像比姆妈大十来岁，多年在外工作，挣了些钱后，回老家结了婚（后来据仅剩极少的亲戚说，我和生父长得一模一样难看）。姆妈说他们夫妻感情非常好，如胶似漆，形影不离。母亲年轻时能歌善舞，工作期间曾参加过四川省赴京文艺演出，和周总理跳过舞的照片是她喋喋不休的话题，当然这是后话。

我出生于1955年，上面有个姐姐，比我大三岁半。1955年4月14日（网上可查到），我身在襁褓，还不足月，康定县发生了7.5级大地震，地震带长30多公里。那时的房子多是平房且结构简单，县城人也不多，死亡仅近百人。要说大地震死亡人数也不算多，但却是在白天发生的。生父是高度近视，一晃两晃眼镜掉地上后，眼睛就连路都看不见了，听见外面人高喊“往出跑！”他径直就往门口方向跑去，没想到门框上的砖头“噼里啪啦”地往下掉，不只一块砖头砸在了他头上！后来听姆妈说，她年轻时丧夫后万分悲痛，几天不吃不喝，人像傻了一样，单位安排女同事轮流看护了好长一段时间。

姆妈带着我和姐姐艰难地过了四年，1959年嫁给了养父。那时养父在成都市工作。后来大批干部下放劳动，姆妈是地主家庭出生，自然是首当其冲，我们孤儿寡母就到了泸定县所辖的烹垻乡的一个公路单位工作。我和姐姐有时在成都市区上学，有时又被接到几百里外的乡里单位居住，在乡上上学。记得我们姐弟俩在成都时，她上小学我上幼儿园都是住宿，养父一两周接我们出去吃个饭便匆匆送回。姐姐有时自己偷偷来看我，还带一些吃的，短暂的相处却让我们都很高兴。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时常拉着手把我们围在中间唱到：“顾小燕的阿姐！（原名）顾小燕的阿姐！”有一次她拿了个包子，我咬了口皮不小心将小馅掉地上了，她马上嘟嘟囔囔，边埋怨边重新捡起来，吹了吹又一把塞进我嘴里，馅连着泥巴都让我给吞下去了。我上小学后姆妈就将我们姐弟俩一同接到乡下，我上一二年级，姐姐上五六年级。我们学习成绩都很好；少先队里我是小队长，姐姐是大队长。说实话那会儿学习很轻松，作业也很少，放学后多数时间都在玩，活像沒人管的孩子，自得其乐呗，天真烂漫地度过了好一段时间。

那几年闹自然灾害，大人小孩那是真叫饿呀！我们都在单位吃食堂，记得有一次我记得早上没拿馍吃，还没到午饭点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，放学后快马加鞭就去灶上笼里取了一个馍，几口便咽下去了。中午姆妈听说我是多吃别人的馍后，二话不说就是一顿狠打！平常她很少打我或姐姐的，但别人找上门总不能不管吧，中午还没给我吃馍，冤不冤也搞不清了；只记得那时一个馍放小肚子里，根本占不了多大位置！

好像是1960年的夏天，姆妈总是喊叫肚子痛，刚开始我们都以为是冑病，吃了不少止痛药，半月后实在忍受不住就去了县医院。检查结果是阑尾炎穿孔造成腹膜炎，得立即动手术。手术刀划开腹部时黄脓喷出几尺高，可此时医院居然全部停电了，漆黑一片，等了足足二十多分钟才勉强买来几根蜡烛，凑合处理下就缝上了。结果可想而知，伤口内外不停发炎也不断疼痛，先后在县医院、成都和西安医学院划开缝上、再划开再缝上，手术达十一次之多，据说已经创造阑尾炎手术次数的世界记录了。这都是后话。

     1962年养父给姆妈摊牌了，要么你退职回成都，要么离婚！姆妈无奈选择了前者，我们就迀家来到了成都西南铁路局家属院。1964年国家开始进行三线建设，组建了交通部公路二局，养父被时任局长看中并调往西安筹建。次年我们母子三人也动身前往古城，那年同母异父的小弟弟刚出生不久。就这样我的小学六年竟上过三地共四所学校，就这样我的一家在西安一住就是半个多世纪，就这样父母和姐姐都己长眠于西安三兆墓下，这也是后话。

养父一辈子都是科员，铁路工人家庭出身，但系旧社会过来的人，沒有学历也沒有靠山，一辈子自谋出路，自力更生。他不仅是西南铁路局的元老，也是交通部公路二局的元老。他从事物质供应与统计工作几十年，但那年头业务熟练还工作努力不一定是好事。处长换了多少茬儿，代处长也如白驹过隙，但老顾还是老顾。养父也有些过人的基本功：一辆汽车驶过，若牌照数字是79658（那会车是五位数字），我们还未看清数字，他马上加岀和为35，为此还引发了几次“挑战赛”，但结果均是养父居于上风。还有那时报表都是复写的，一式六七份他写得又清晰又好看，数字一个个标准的跟打印的一样。后来67岁时下雪天腿不慎摔断了，不得己才停止了退休留用的手续。

  另外，1962年至1964年我感觉是中国社会最好的几年，就像孟子口中的“大同社会”。那时居民可以做到“夜不闭户”；如我上学途中将姆妈新织的毛衣跑丢了，家长却说没事，第二天到居委会去领肯定在那里；那时的人们都忘我地工作，人与人之间都很单纯，国家也一天比一天好。没想到的是，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开始了！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