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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木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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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anmu newspaper
那过去的事情 --童年(晓言回忆录之一)
2020年起我从公司退居二线了,主管党务和制度梳理工作,同时还继续担任《三木报》的主编。企业报纸嘛,需要有点副刊增加可读性,我便“近水楼台”先写为快了。若报纸上每期写点儿,估计能写完或写多半吧,也可能剩余少许将在完全回家休息后再完成,当然这是正常情况下的打算;既可能状态尚好时能很快就写完,也可能要写上二三年;若没有写完的某年被“上帝”扔下“癌疙瘩”砸中了,那就只好随它了,没完成回忆录的撰写,就当是此生憾事之一吧。
我的文学水平一点也不高,小学五年级赶上“文化大革命”,到所谓的初中毕业都没有正式地上过几堂课,在学校根本就没有扎扎实实地学习字词句段篇,更何况过硬的文字功底了。1984至1985年考大学,复习(实际都是新学习)仅仅不到一年,日夜兼程,将初高中的“数理化语政”书过了二三遍,上大学后自己又添添补补,之后主要是学习专业课了。所以“主谓宾定状补”和文言文还有唐诗宋词等,知之甚少。因此尽量保证通顺吧,若有语法毛病还请同仁或读者多指教多见谅啦。
由于水平不高,仅仅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自己经历的回望,故谢绝了一些朋友提出的“出书”建议(据说出书自己要出几万至十几万元故实在是没必要)。写回忆录的目的,仅仅是发给家人(孙儿要能看懂至少十年以后)看看,发给朋友们、战友们、同学们看看,发给关心过、支持过、很了解或不全了解我的人们看看。仅此而已,别无他求或奢望了。
我出生在四川省康定县(现在叫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),但我既不是四川人,也不是藏族人,生父和母亲都是江浙人,早年在四川等省份工作。后来听姆妈(江浙老家称呼妈妈)说,生父姓章,生前系某某局的总工程师,好像比姆妈大十来岁,多年在外工作,挣了些钱后,回老家结了婚(后来据仅剩极少的亲戚说,我和生父长得一模一样难看)。姆妈说他们夫妻感情非常好,如胶似漆,形影不离。母亲年轻时能歌善舞,工作期间曾参加过四川省赴京文艺演出,和周总理跳过舞的照片是她喋喋不休的话题,当然这是后话。
我出生于1955年,上面有个姐姐,比我大三岁半。1955年4月14日(网上可查到),我身在襁褓,还不足月,康定县发生了7.5级大地震,地震带长30多公里。那时的房子多是平房且结构简单,县城人也不多,死亡仅近百人。要说大地震死亡人数也不算多,但却是在白天发生的。生父是高度近视,一晃两晃眼镜掉地上后,眼睛就连路都看不见了,听见外面人高喊“往出跑!”他径直就往门口方向跑去,没想到门框上的砖头“噼里啪啦”地往下掉,不只一块砖头砸在了他头上!后来听姆妈说,她年轻时丧夫后万分悲痛,几天不吃不喝,人像傻了一样,单位安排女同事轮流看护了好长一段时间。
姆妈带着我和姐姐艰难地过了四年,1959年嫁给了养父。那时养父在成都市工作。后来大批干部下放劳动,姆妈是地主家庭出生,自然是首当其冲,我们孤儿寡母就到了泸定县所辖的烹垻乡的一个公路单位工作。我和姐姐有时在成都市区上学,有时又被接到几百里外的乡里单位居住,在乡上上学。记得我们姐弟俩在成都时,她上小学我上幼儿园都是住宿,养父一两周接我们出去吃个饭便匆匆送回。姐姐有时自己偷偷来看我,还带一些吃的,短暂的相处却让我们都很高兴。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时常拉着手把我们围在中间唱到:“顾小燕的阿姐!(原名)顾小燕的阿姐!”有一次她拿了个包子,我咬了口皮不小心将小馅掉地上了,她马上嘟嘟囔囔,边埋怨边重新捡起来,吹了吹又一把塞进我嘴里,馅连着泥巴都让我给吞下去了。我上小学后姆妈就将我们姐弟俩一同接到乡下,我上一二年级,姐姐上五六年级。我们学习成绩都很好;少先队里我是小队长,姐姐是大队长。说实话那会儿学习很轻松,作业也很少,放学后多数时间都在玩,活像沒人管的孩子,自得其乐呗,天真烂漫地度过了好一段时间。
那几年闹自然灾害,大人小孩那是真叫饿呀!我们都在单位吃食堂,记得有一次我记得早上没拿馍吃,还没到午饭点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,放学后快马加鞭就去灶上笼里取了一个馍,几口便咽下去了。中午姆妈听说我是多吃别人的馍后,二话不说就是一顿狠打!平常她很少打我或姐姐的,但别人找上门总不能不管吧,中午还没给我吃馍,冤不冤也搞不清了;只记得那时一个馍放小肚子里,根本占不了多大位置!
好像是1960年的夏天,姆妈总是喊叫肚子痛,刚开始我们都以为是冑病,吃了不少止痛药,半月后实在忍受不住就去了县医院。检查结果是阑尾炎穿孔造成腹膜炎,得立即动手术。手术刀划开腹部时黄脓喷出几尺高,可此时医院居然全部停电了,漆黑一片,等了足足二十多分钟才勉强买来几根蜡烛,凑合处理下就缝上了。结果可想而知,伤口内外不停发炎也不断疼痛,先后在县医院、成都和西安医学院划开缝上、再划开再缝上,手术达十一次之多,据说已经创造阑尾炎手术次数的世界记录了。这都是后话。
1962年养父给姆妈摊牌了,要么你退职回成都,要么离婚!姆妈无奈选择了前者,我们就迀家来到了成都西南铁路局家属院。1964年国家开始进行三线建设,组建了交通部公路二局,养父被时任局长看中并调往西安筹建。次年我们母子三人也动身前往古城,那年同母异父的小弟弟刚出生不久。就这样我的小学六年竟上过三地共四所学校,就这样我的一家在西安一住就是半个多世纪,就这样父母和姐姐都己长眠于西安三兆墓下,这也是后话。
养父一辈子都是科员,铁路工人家庭出身,但系旧社会过来的人,沒有学历也沒有靠山,一辈子自谋出路,自力更生。他不仅是西南铁路局的元老,也是交通部公路二局的元老。他从事物质供应与统计工作几十年,但那年头业务熟练还工作努力不一定是好事。处长换了多少茬儿,代处长也如白驹过隙,但老顾还是老顾。养父也有些过人的基本功:一辆汽车驶过,若牌照数字是79658(那会车是五位数字),我们还未看清数字,他马上加岀和为35,为此还引发了几次“挑战赛”,但结果均是养父居于上风。还有那时报表都是复写的,一式六七份他写得又清晰又好看,数字一个个标准的跟打印的一样。后来67岁时下雪天腿不慎摔断了,不得己才停止了退休留用的手续。
另外,1962年至1964年我感觉是中国社会最好的几年,就像孟子口中的“大同社会”。那时居民可以做到“夜不闭户”;如我上学途中将姆妈新织的毛衣跑丢了,家长却说没事,第二天到居委会去领肯定在那里;那时的人们都忘我地工作,人与人之间都很单纯,国家也一天比一天好。没想到的是,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开始了!(未完待续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