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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过去的事情 --文革
2021-05-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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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：
文化大革命，对现在四五十岁及以下的人都是很陌生的，若有的印象仅仅是听说或看到文字的表述而已。1966年我11岁，姐姐15岁，自小的经历让我们比同龄人早熟很多。
在当时的西安市第一女子中学上初中的姐姐，较早就响应毛主席号召，积极投身到文革运动当中。我依稀记得她那时特忙，到处刷标语、贴大字报，早出晚归。我家住在交二局吉祥村西南角的家属楼里，离我们很近的吉祥村东路口在文革时是个运动集聚区。路南是军工一零零一厂，路北是陕西省委党校；一边是“工总司”（西安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）的分据点，一边是“工联”（西安市工人造反联合会）的聚集地。双方都在大门口和高楼上安装了多个高音喇叭，不分日夜地播放指责对方的文章和穿插当时的革命歌曲，两边单位内外围墙上都贴满了各种大字报。我和同院子的同学感觉很好玩，经常去收那些他们发的花花绿绿的传单，之后又“勤劳地”转发给过路人，这样的日子过了好一段呢。不久我们家里也分成了“两派”，我和姆妈是“工总司”派的，姐姐和养父是“工联”派的，经常在家里二比二辩论得面红耳赤，你不让我，我不让你，都说自己是“毛主席革命路线”的保卫者，现在想想实在是太可笑。
但是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，那时的人们对毛主席打心眼里都是非常敬仰且崇拜。记得文革期间姐姐和同学 “串联”去到北京，不知是安排在第几次受毛主席接见（主席一共8次接见游行通过的红卫兵），回来后激动地讲给家人听。我们全家的热情似乎也被点燃了，尽管天安门很高，领袖很远她也看不太清楚，但全家仍然高兴得几乎一夜未睡觉！
不久后，二局的文革也开始了。养父是时任局长点名从西南铁路局到交二局创建时来西安的，郑局长打倒后他也被批斗关进了“牛棚”（集中所谓牛鬼蛇神的地方），罪名是当之无愧彻头彻尾的“保皇派”。不久姆妈也被“家属造反委员会”批斗进了“牛棚”，因为是地主的女儿等罪名。好在都关了没几个月就允许回家了（被批斗的人实在太多了），但上班时间必须去指定地点写交待材料，不许自由活动，下班后可以回家。批斗时他们受到不算多的体罚，但回来后都相互鼓励“要相信党和毛主席”，要挺过去（有的人挺不过去就自杀了）。而那时当上“红卫兵”造反派一小头头的姐姐，一度还提出要和父母划清界限，自己出去闹革命呢。
后来，养父被“革委会”进行了处理，工资连降了好几级（文革结束后给平反也补发了），姆妈也不用每天去反省了，但家里生活出现了很大的困难。一是四五口人仅靠养父几十元工资养活，根本不够，二是因为他们多年养成的饮食习惯，经常要吃大米和油水很多的菜。整个文革期间人民生活真的很苦，每人每月四两油半斤肉，小孩粮食比成人还要少些，主食包谷面占到四至六成。父母都是南方人，只能拿很少的白面去换大米，1斤换8两，还要贴些钱给农民（郭达演的小品“换大米”的确是真事），生活很是艰辛。养父很开朗，当从“牛棚”回来还照样喝白干二两；他抽烟喝酒几十年，直到89岁去世，据说烟龄酒龄都在70年以上。
生活所迫，姆妈在家委会找了个“拉渣子”（院子里生活垃圾）的临时工的活，每月30元钱，每天要将院子（现在叫南院，东西南北四座楼）内的道路清扫干净，再把渣子用架子车拉到北山门口路边的渣场倒掉，每天要装运两到三车。姆妈每天五六点钟起床，先扫地约两三个钟头，之后装渣子车（她把之前的架子车加高约30公分，这样每天需跑一二趟就完了）在早晚时去倒掉。那时我已经十多岁上初中了，多一半不上学或放学时间我都要去帮姆妈推车，从吉祥村到北山门单程约四五公里，要一个多小时。有时姆妈身体不适，我就得替她去扫地和拉渣子。累点儿倒没什么，但院子里和公路上也都有不少认识的同学，他们惊讶的眼光投到我身上，直射到我心里！
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年，真是有苦说不得也说不出呀！说什么劳动最光荣，不论何时，你在同等人中如干着最苦力的活（在单位中突出表现者除外），几乎所有人射来的都是鄙视的眼光！我到二三年级上学时还穿着姐姐穿小了的花裤子，更是受到同学们的嘲笑。
1968年姐姐不到17岁，毛主席发出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”的号召，姐姐没和父母商量就去报了名。当时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省革委会副主任方升普（将军）用废旧的电影胶片，亲手给《毛主席去安源》的油画编制了个镜框，说是要送给西安市主动报名上山下乡且年龄最小的女学生。当时的“市革委会”经过挑选，决定送给顾玲渝同学。那时西安市还召开了几万人的上山下乡誓师大会，在会上隆重地给姐姐赠送了这个镜框。姐姐拿回来后激动不已，热泪盈眶，决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，当一辈子新时代的农民！
姐姐下乡的地方是陇县曹家湾公社曹家湾大队，在一个半山腰上，当时不通汽车，架子车上坡都很费劲。她们女子中学七八个学生插队到那里，队上给了两三间房子，集体出工，但要自己做饭。我初中在46中学，文革期间经常放假，很少上课，除了帮姆妈干活外，每年都到姐姐下乡的地方去玩两三次，每次一两周，所以对她们的艰苦生活还算了解。我那时十三四岁，一个人坐多半天慢速火车先到宝鸡，再到汽车站蹲一宿，早上排队买去陇县一天仅一两班的车票，颠簸五六个小时后下车再倒车到公社所在地，急想见到姐姐也顾不得路途奔波辛苦。开始时姐姐每次都去接我，后来路熟了（公社到半山腰的大队要走两三小时山路）就自己走去了。我每次去，姐姐特高兴，也常常给我烤些玉米饼或玉米棒，现在回忆起来，那滋味真是很甜很香的呀！
姐姐她们都是女孩子，干活没多少力气，男工一天10分工，她们才6分工，好像只值几分钱。姐姐身体算好的，干活也非常卖力，一年下来挣了十几块钱，吃了一年饭，还也分了几十斤粮（她有时回家时背了些玉米和白面，家人都很高兴）。有些知青身体不好，不能坚持出工，那叫一个惨字，干了一年还欠了队上一些钱！知青们做饭也是粗粮的时候多，多数时间没菜吃还不说，连可持续烧的柴火都没有，常常在收工的路上每人捡几根回来。有时柴火捡不到了，也有时没粮没菜吃了，大家就抱头痛哭。当时农民们很苦，但知青们更苦！家里有背景的部分知青，就调回去或回去后便赖着不回了，没有的就只好在农村煎熬着！
她们知青组都是女孩，村上男青年打主意的不少。处于生活所迫，一半女孩都在当地嫁人了，姐姐也嫁给了一个在军马场养马的男人，因他哥成天软磨硬泡还常常送吃的来。他家弟兄四个，在村上还算富足的，当时她想至少今后有饭吃，冬天有柴烧炕。那时谁能想到之后会有知青回城的政策，更有谁能想到会有今天小康生活的日子？那个姐夫身材瘦小，论貌相根本配不上我姐姐，父母出于自己和姑娘生活所迫，才勉强同意了这门亲事。好笑的是我家院子的邻居和朋友听说丫头出嫁了，纷纷送礼，送的礼基本上都是小的一二元、大的十来元的毛主席石膏像，百十个石膏像居然摆满了一床，无处放也不敢乱放，问革委会的人说，自己要慎重解决！只好半夜全家一起悄悄地处理了。
婚后的日子也不好过，农民就是农民，结婚没多久他家里人也包括在关山牧场不常回来的那个男人，要求姐姐像当地妇女一样“婆道尊严”“夫道尊严”，伺候公婆不说还吆三道四，讲究挺多。姐姐基本上是在城市长大，哪能接受他家这一套，和公婆相处时常有大小摩擦。在结婚年把时间（没有小孩）后的一个晚上，家里门敲得很响，我开门一看是姐姐，她见到姆妈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，“我离婚了！”父母连我在内先是一惊，后是大喜：“好呀好呀！原来那家人想你离了我家过不下去，但他们想错了！”从那时起她就没回去过，尽管那边不停来人讲和，全家都一致决定，不回去了！后来交二局去陇县招工，养父打了招呼，姐姐招到二局华县筑路机械厂当工人了。几年后，她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，这是后话。
文化大革命给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，前半段是在我工作之前，1971-1976年是工作之后。说它是浩劫也行，灾难也罢，当时次序是很混乱的，生活是非常艰苦的，和文革前也含自然灾害时的日子不相上下。但当时人们对领袖的忠诚，应是毋庸置疑的。现在偶尔看朝鲜人民对领袖的热爱，那时的中国人民一点都不差。即使我家这种受到批斗和度过艰苦岁月的老少，从内心深处仍然一片赤诚，热爱毛主席，这些情感不是强迫的，也不是装出来的。直到后来发生了“九一三”事件，人们才重新审时度势了。在动荡的67年到70年，我和同学几乎在初中没有学到什么知识，就算中学毕业了。1971年3月底，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三线学生连，开始了长达五十多年的工作生涯。（未完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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