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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过去的事情-- 三线
2021-07-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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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:
1971年3月,我刚满16岁;学校动员初中学生参加三线建设,我和同校70级的十几名同学都报了名。什么是三线建设,什么是学生连,当时都是懵懵懂懂,半知半解,仅凭一腔热情就报名了。按现在来说,仅仅16岁还是“未成年工”呢,但“文革”中可没人管这些,仅知道是参加三线建设,修襄渝铁路去。
后来才知道,三线建设是毛主席为了防备“美帝苏修”而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”且“要准备打仗”的主要措施,修建的襄渝线基本都在大山里面,是从湖北襄樊市至重庆市的一条“战备”铁路,全长895公里。当时铁道兵投入了8个多师23万兵力,湖北/陕西/四川分别动员民兵和学生14/15/30万人。陕西境内有265公里,主要在白河、旬阳、安康、紫阳和镇巴县境内。当时省革委会下发文件,动员了1万名69级和1.5万名70级学生,参加了代号为“2107工程”的建设。毛主席说:“襄渝线建不好我睡不着觉”,“三线建设要抓紧”,我们就是这样满腔热血地参加了之前根本不知要干啥的三线学生连。
在70级一万多学生中,我们学校属于西安市郊区管辖,共202人组成了一个连,没有和绝大多数人一起去陕南山区开隧道修铁路,而是来到了位于西安市东郊工业车站附近的尉加坡村外驻扎,每天在工业车站里干活(相距2公里,要上一个大坡)。全连开始是四个排,后来重编为三个排,每个排四个班各15人。可能是学校推荐吧,我刚去就被任命为二排副排长(两年半中班排干部调整很多人,有升有降,我则一直未动)。我们既不是部队编制,也不是民工或民兵(因为后者是可以回家的),所以我们就被称为三线学生连。
没有现成的房子住,部队就发放了帐篷自己搭建,有的排也是自己搭建简易民房。每个排仅有一名军代表指导管理,其他班排干部都是在学生中由连里指定。连长和指导员都是西安市的地方科处级干部,管理人都是有一套的。我和多名战友就在这个帐篷里住了足足两年半;夏天里面热得像蒸笼,冬天里面冻得能结冰,有时夜里刮大风还得爬起来加固帐篷!每名学生不论职务每月28元工资,其中15元为伙食费,是不发的。那时我每月给姆妈10元,自己留3元,我不抽烟不喝酒(那时八成的战友都学会抽烟了),仅买点日用品以足够了。伙食定量为每月45斤,听起来不少,但食油和肉食与当时的西安市居民一个标准。管理模式也参照部队,早上要出操,晚上要点名,干活连部下要任务单,来回工地要排队,外出要请假等等。
很快我们就开始干活了。我们隶属铁道兵11师(5761部队)16中队,开始有两个连,1972年后69级的那个连也上陕南修铁路去了,就剩我们一个连了。任务就是将11师施工和生活需要的所有材料和物品,予以转运、储存、整理,有的还要送到东郊木材加工厂去加工;从水泥、钢筋、木材,到碱面、粮食等等。多数是卸火车装汽车,也有不少卸汽车倒进仓库,或从库房再装汽车。
如装卸水泥,火车车皮一般30至60吨,每袋水泥50公斤,要从车皮铁门口搭的高达一米多、长达七八米的斜坡竹夹板上,一包包背着卸,再搭竹夹板背到一辆辆也搭有跳板的重型汽车上一包包摞好。水泥都是牛皮纸袋子,搬运中难免破损,所以卸装一个车皮后,每个人从头到脚都是水泥灰,发的有口罩,但热了就戴不住了,大家蓬头灰面是常有的事。忘不了工地要求量很大的多个会战时期,我们各排各班都是争先恐后玩命地干活,一是“文革”那时政治挂帅都要求进步,二是各排各班之间劳动竞赛风起云涌。记得最多时我能一下背三袋水泥上下跳板装卸车,累得都能昏过去,不得已去部队卫生所打吊针的学生更是接二连三。
根据连部的统计,两年半中每个学生平均搬运物质1700吨。那时的我们,干活跟玩命似的,脑子单纯的跟清水似的,同志间纯洁的跟亲兄弟似的,感情深的跟一家人似的。那时经历了文革中期,经历了林彪事件,经历了批林批孔,经历了施工在忙学习不忘,如全排整齐坐在5班的宿舍床上学习多如牛毛的文件报纸的多个时间节点,至今都历历在目。我们经历了一昼夜干重体力活20余小时的劳动,经历了干活中累到累昏的情况。我中学毕业身高才1米5,又瘦又小,当排副长全排叫队时都看不见第四排的人员,小时候得过气管炎,在三线连里干活多有粉末等有害物质,支气管哮喘日益加重。但在那个环境下,自己身为排干部,必须以身作则,必须努力干活,没有别的选择,没有后退余地!连续扛水泥将后背皮肤磨烂了,长好了又磨烂了,水泥和血肉结成了一块“水泥背”。有一次姐姐来连队看我,看到后背这个样子,抱着我失声痛哭!我倒安慰她:“没事,不痛!”
当然我不是干得最好的,不少战友身体素质好,干得比我还多,跑得比我还快。运木头也是难忘的活,一个人推着架子车装有二三十公分粗、二十来米长的木头,从尉加坡到长乐坡到胡家庙,架子车压得“吱吱”地叫,我们就在马路边艰难地推着(那时城市里人车不多交警也不管),汗水从头一直往下倒,像断了线的珠子。
更要命的是会战期间几乎没有日夜之分,有时白天已经干了一天活了,刚躺下一会儿连部就来任务了,没法儿只能叫大家起来干活。个别时候一个晚上居然要起来干两次活,的确又累又困,大家实在不愿再起来了。那时我主管六班和七班,这种情况吹完哨子后还得一个个叫起来,因为我都干不动也不想再干了!尤其是1971到1972年间,苦得实在没法说!习总写过文章说他下乡时多苦多苦,实际上,上山下乡知青(含姐姐在内)和三线学生比,我们干活要苦得多!包括去陕南的学生连队,他们打石眼放炮运石头土方等,工作也挺累,但都是几小时就换班干的,当然他们危险性较大,每个连队都有牺牲数人的情况,我们连有重伤但没有死亡的。
我们三线学生连没有固定休息日,活不忙了一两个月就放一天假,可以回家。前面说了,一个月45斤粮食,但多数是粗粮,一个班提个铁桶去炊事班领回30块玉米面发糕,一桶稀饭或包谷榛粥,一盆菜。现在的人们都想吃粗粮,街上卖的粗粮馍或饼,那都是加了白面的,所以黏糊好吃。可那时粗粮粗得很,各自拿发糕到了铁桶下面,就成小块和渣渣了。我当干部的肯定最后拿,吃渣渣发糕是常事。至于菜和全国人民一样,肉和油凭票供应,每月见到的油水少得可怜,加上干的重活,感觉总是没吃饱呀!所以偶尔回家后姆妈就给我改善伙食,吃饱喝足再拿些吃的走。父母亲的家庭处世原则和岳父家截然不同,“孩子工作了一切自理还要给家里钱,结婚家里没有多余钱”是他们几十年的逻辑,也迫使姐弟三人自食其力倒均有点成就。母亲烧的一手好菜,节假日招呼儿女回来(都不会空手回去)改善,伙食费常是别人家的二三倍,一切积蓄均吃掉用光是父母生活的原则。因此他们七八十岁高龄到过世之前无任何慢性疾病,倒也减少了儿女和自己的痛苦,这也是后话。
姐姐每年都来看我几次,除了带东西给我还帮我洗衣服(干的活很脏又很累,衣服都懒得洗,扔到蚊帐上一大堆)。在三线,我和多数战友们相处得都很好,尤其是住在七班的大多数人。忘不了刚去时部队派下来的军代表王排副,四川人系半个老乡,他经常教我怎样工作,怎样和战友相处。刚去时我们连还实行饭票,我上工不慎将半个月的饭票全丢失了,他拿出自己节省的饭票给了我,令我非常感动!还忘不了我们排的排长穆作福,他是第二年才调整到我们排的,是老三届学生(连里大多数是70级的,但有少数69级和老三届的),他比我大好几岁,我和他搭班子,他教我怎样管理,怎样严格命令,又怎样做思想工作。我在他的培养下,管理能力很快提高,所以从进场到退场,职务一直没有变(很多排级干部都调整了)。在三线的1972年10月,我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组织(因父母问题的调查所以入团较晚),在三线,我受到一次营嘉奖,五次连嘉奖,我的组织能力、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得到较大的提升,也学会了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,团结他们一起工作,也为我这一生工作五十多年一直当各企业的干部,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时过境迁,现在不少当年的三线学生,把当年吃的苦受的累都作为对党不满的说辞,对自己未成年就受到如此的待遇痛恨不已,我却不这样认为。不仅是我在16岁到18岁半期间得到了各方面的锻炼,含吃苦精神,含忍受能力,也含管理能力,还有身体素质。我一直认为年轻时吃点苦应是件好事,此生周转多个单位吃的苦,都远远比不上三线时。说句大话就是青春无悔,三线无悔!
可喜的是,2018年元月,基本上中断了几十年信息的三线战友,在陕重一位战友的帮助下,我找到了当时二排等十多名老战友,我们在元月13日聚了一次,后来又聚了几次,大家见面后悲喜交集,感概万分。这时才知道,大约有四五十名战友因种种原因都已离世。战友们个别的已经开公司当老板,少数的像我一样还在打工,多数都退休在家安度晚年了(况且众人后几十年的经历与成就,大多数人都和在三线学生连是否当过班排干部关系不大)。几十年弹指一挥间,战友们从事什么的都有,但能活到今天的就是最大的福气。
1973年8月,我们按省革委会之前的文件安排,全连同日集合,宣布分到了几十个国有单位。马指导员对我不错,分配前悄悄告诉我,你分到重型机械厂了。我那时对工厂没一点概念,只问了厂子大不大,他告知:很大,好几千人呢。那天连我共10人,一卡车就拉到了西安东北郊区的陕西重型机器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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