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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过去的事情-- 三线

2021-07-0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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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：

1971年3月，我刚满16岁；学校动员初中学生参加三线建设，我和同校70级的十几名同学都报了名。什么是三线建设，什么是学生连，当时都是懵懵懂懂，半知半解，仅凭一腔热情就报名了。按现在来说，仅仅16岁还是“未成年工”呢，但“文革”中可没人管这些，仅知道是参加三线建设，修襄渝铁路去。

后来才知道，三线建设是毛主席为了防备“美帝苏修”而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”且“要准备打仗”的主要措施，修建的襄渝线基本都在大山里面，是从湖北襄樊市至重庆市的一条“战备”铁路，全长895公里。当时铁道兵投入了8个多师23万兵力，湖北/陕西/四川分别动员民兵和学生14/15/30万人。陕西境内有265公里，主要在白河、旬阳、安康、紫阳和镇巴县境内。当时省革委会下发文件，动员了1万名69级和1.5万名70级学生，参加了代号为“2107工程”的建设。毛主席说：“襄渝线建不好我睡不着觉”，“三线建设要抓紧”，我们就是这样满腔热血地参加了之前根本不知要干啥的三线学生连。

在70级一万多学生中，我们学校属于西安市郊区管辖，共202人组成了一个连，没有和绝大多数人一起去陕南山区开隧道修铁路，而是来到了位于西安市东郊工业车站附近的尉加坡村外驻扎，每天在工业车站里干活（相距2公里，要上一个大坡）。全连开始是四个排，后来重编为三个排，每个排四个班各15人。可能是学校推荐吧，我刚去就被任命为二排副排长（两年半中班排干部调整很多人，有升有降，我则一直未动）。我们既不是部队编制，也不是民工或民兵（因为后者是可以回家的），所以我们就被称为三线学生连。

没有现成的房子住，部队就发放了帐篷自己搭建，有的排也是自己搭建简易民房。每个排仅有一名军代表指导管理，其他班排干部都是在学生中由连里指定。连长和指导员都是西安市的地方科处级干部，管理人都是有一套的。我和多名战友就在这个帐篷里住了足足两年半；夏天里面热得像蒸笼，冬天里面冻得能结冰，有时夜里刮大风还得爬起来加固帐篷！每名学生不论职务每月28元工资，其中15元为伙食费，是不发的。那时我每月给姆妈10元，自己留3元，我不抽烟不喝酒（那时八成的战友都学会抽烟了），仅买点日用品以足够了。伙食定量为每月45斤，听起来不少，但食油和肉食与当时的西安市居民一个标准。管理模式也参照部队，早上要出操，晚上要点名，干活连部下要任务单，来回工地要排队，外出要请假等等。

很快我们就开始干活了。我们隶属铁道兵11师（5761部队）16中队，开始有两个连，1972年后69级的那个连也上陕南修铁路去了，就剩我们一个连了。任务就是将11师施工和生活需要的所有材料和物品，予以转运、储存、整理，有的还要送到东郊木材加工厂去加工；从水泥、钢筋、木材，到碱面、粮食等等。多数是卸火车装汽车，也有不少卸汽车倒进仓库，或从库房再装汽车。

如装卸水泥，火车车皮一般30至60吨，每袋水泥50公斤，要从车皮铁门口搭的高达一米多、长达七八米的斜坡竹夹板上，一包包背着卸，再搭竹夹板背到一辆辆也搭有跳板的重型汽车上一包包摞好。水泥都是牛皮纸袋子，搬运中难免破损，所以卸装一个车皮后，每个人从头到脚都是水泥灰，发的有口罩，但热了就戴不住了，大家蓬头灰面是常有的事。忘不了工地要求量很大的多个会战时期，我们各排各班都是争先恐后玩命地干活，一是“文革”那时政治挂帅都要求进步，二是各排各班之间劳动竞赛风起云涌。记得最多时我能一下背三袋水泥上下跳板装卸车，累得都能昏过去，不得已去部队卫生所打吊针的学生更是接二连三。

根据连部的统计，两年半中每个学生平均搬运物质1700吨。那时的我们，干活跟玩命似的，脑子单纯的跟清水似的，同志间纯洁的跟亲兄弟似的，感情深的跟一家人似的。那时经历了文革中期，经历了林彪事件，经历了批林批孔，经历了施工在忙学习不忘，如全排整齐坐在5班的宿舍床上学习多如牛毛的文件报纸的多个时间节点，至今都历历在目。我们经历了一昼夜干重体力活20余小时的劳动，经历了干活中累到累昏的情况。我中学毕业身高才1米5，又瘦又小，当排副长全排叫队时都看不见第四排的人员，小时候得过气管炎，在三线连里干活多有粉末等有害物质，支气管哮喘日益加重。但在那个环境下，自己身为排干部，必须以身作则，必须努力干活，没有别的选择，没有后退余地！连续扛水泥将后背皮肤磨烂了，长好了又磨烂了，水泥和血肉结成了一块“水泥背”。有一次姐姐来连队看我，看到后背这个样子，抱着我失声痛哭！我倒安慰她：“没事，不痛！”

当然我不是干得最好的，不少战友身体素质好，干得比我还多，跑得比我还快。运木头也是难忘的活，一个人推着架子车装有二三十公分粗、二十来米长的木头，从尉加坡到长乐坡到胡家庙，架子车压得“吱吱”地叫，我们就在马路边艰难地推着（那时城市里人车不多交警也不管），汗水从头一直往下倒，像断了线的珠子。

更要命的是会战期间几乎没有日夜之分，有时白天已经干了一天活了，刚躺下一会儿连部就来任务了，没法儿只能叫大家起来干活。个别时候一个晚上居然要起来干两次活，的确又累又困，大家实在不愿再起来了。那时我主管六班和七班，这种情况吹完哨子后还得一个个叫起来，因为我都干不动也不想再干了！尤其是1971到1972年间，苦得实在没法说！习总写过文章说他下乡时多苦多苦，实际上，上山下乡知青（含姐姐在内）和三线学生比，我们干活要苦得多！包括去陕南的学生连队，他们打石眼放炮运石头土方等，工作也挺累，但都是几小时就换班干的，当然他们危险性较大，每个连队都有牺牲数人的情况，我们连有重伤但没有死亡的。

我们三线学生连没有固定休息日，活不忙了一两个月就放一天假，可以回家。前面说了，一个月45斤粮食，但多数是粗粮，一个班提个铁桶去炊事班领回30块玉米面发糕，一桶稀饭或包谷榛粥，一盆菜。现在的人们都想吃粗粮，街上卖的粗粮馍或饼，那都是加了白面的，所以黏糊好吃。可那时粗粮粗得很，各自拿发糕到了铁桶下面，就成小块和渣渣了。我当干部的肯定最后拿，吃渣渣发糕是常事。至于菜和全国人民一样，肉和油凭票供应，每月见到的油水少得可怜，加上干的重活，感觉总是没吃饱呀！所以偶尔回家后姆妈就给我改善伙食，吃饱喝足再拿些吃的走。父母亲的家庭处世原则和岳父家截然不同，“孩子工作了一切自理还要给家里钱，结婚家里没有多余钱”是他们几十年的逻辑，也迫使姐弟三人自食其力倒均有点成就。母亲烧的一手好菜，节假日招呼儿女回来（都不会空手回去）改善，伙食费常是别人家的二三倍，一切积蓄均吃掉用光是父母生活的原则。因此他们七八十岁高龄到过世之前无任何慢性疾病，倒也减少了儿女和自己的痛苦，这也是后话。

姐姐每年都来看我几次，除了带东西给我还帮我洗衣服（干的活很脏又很累，衣服都懒得洗，扔到蚊帐上一大堆）。在三线，我和多数战友们相处得都很好，尤其是住在七班的大多数人。忘不了刚去时部队派下来的军代表王排副，四川人系半个老乡，他经常教我怎样工作，怎样和战友相处。刚去时我们连还实行饭票，我上工不慎将半个月的饭票全丢失了，他拿出自己节省的饭票给了我，令我非常感动！还忘不了我们排的排长穆作福，他是第二年才调整到我们排的，是老三届学生（连里大多数是70级的，但有少数69级和老三届的），他比我大好几岁，我和他搭班子，他教我怎样管理，怎样严格命令，又怎样做思想工作。我在他的培养下，管理能力很快提高，所以从进场到退场，职务一直没有变（很多排级干部都调整了）。在三线的1972年10月，我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组织（因父母问题的调查所以入团较晚），在三线，我受到一次营嘉奖，五次连嘉奖，我的组织能力、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得到较大的提升，也学会了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，团结他们一起工作，也为我这一生工作五十多年一直当各企业的干部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时过境迁，现在不少当年的三线学生，把当年吃的苦受的累都作为对党不满的说辞，对自己未成年就受到如此的待遇痛恨不已，我却不这样认为。不仅是我在16岁到18岁半期间得到了各方面的锻炼，含吃苦精神，含忍受能力，也含管理能力，还有身体素质。我一直认为年轻时吃点苦应是件好事，此生周转多个单位吃的苦，都远远比不上三线时。说句大话就是青春无悔，三线无悔！

可喜的是，2018年元月，基本上中断了几十年信息的三线战友，在陕重一位战友的帮助下，我找到了当时二排等十多名老战友，我们在元月13日聚了一次，后来又聚了几次，大家见面后悲喜交集，感概万分。这时才知道，大约有四五十名战友因种种原因都已离世。战友们个别的已经开公司当老板，少数的像我一样还在打工，多数都退休在家安度晚年了（况且众人后几十年的经历与成就，大多数人都和在三线学生连是否当过班排干部关系不大）。几十年弹指一挥间，战友们从事什么的都有，但能活到今天的就是最大的福气。

1973年8月，我们按省革委会之前的文件安排，全连同日集合，宣布分到了几十个国有单位。马指导员对我不错，分配前悄悄告诉我，你分到重型机械厂了。我那时对工厂没一点概念，只问了厂子大不大，他告知：很大，好几千人呢。那天连我共10人，一卡车就拉到了西安东北郊区的陕西重型机器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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